2、信仰即信念与原理的组合,这显然是我们掌控健康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病人坚信自己需要打针才能好转,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大多数需要看医生的疾病都很难不治而愈,因此在打完一针抗生素之后,病人很可能会感觉好一点儿。这自然会使病人产生虚幻的联想:即使抗生素对治疗这种疾病没有任何效果,他们也会将病情的好转归功于它。相反,如果将结果归因于无所作为,那就不太正常了:如果一位流感患者去看医生,医生什么也没做,病人后来感觉好转,那么他就会认定,自己病情的好转与那位医生没有关系。
3、不要贿赂别人去做你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
4、学习的问题并未被摆在国际声明中十分突出的位置: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没有规定孩子们必须在学校里学到东西,只是说他们应完成基本的课程。
5、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仅是一种投资,而且还是他们赠送给孩子的礼物。
6、生育转型需要一定时间,原因之一在于,对于这个问题有发言权的不是夫妻,而是大众。生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及宗教准则,违反这一准则就会受到惩罚(被排斥、嘲笑或宗教制裁)。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社区如何定义这一行为。在传统社会中,讨论社会准则的变换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例如,要提出某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提问本身就反映出一个人的倾向。结果,人们常常从最不安全的渠道获取信息。
7、穷人怎样应付这些风险呢?在面临工资或收入下降时,穷人的一个自然反应就是,增加工作量。然而,这有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如果在时局不好时(例如一场旱灾或成本价格上涨),所有的穷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他们会相互竞争,导致工资水平进一步下降。如果灾后增加工作量并非一个好选择,那么最好的办法常常是,通过业务多元化来缩小风险范围,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穷人选择了多样化的活动,而不是金融工具。
8、这就是穷人和他们所做生意的矛盾之处:他们精力充沛,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努力地做着白手起家的生意。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很小的生意上,而且他们同周围很多人都在做着相同的生意。这类生意虽然规模较小,边际效益很高,但其总体收益常常很低。
9、腐败的制度往往会滋生更加腐败的制度,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
10、腐败和渎职的危险在任何政府都是在所难免的,但在以下三种情况中尤为严重:
第一,政府要求人民做一些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如骑摩托车时戴头盔或是给儿童接种疫苗。第二,当人们得到的价值大大高于他们所付出的时,如医院免费提供床位给有需要的人,无论他们的收入高低与否,这就导致更富有的人行贿插队。第三,官僚的收入较低。工作量较大、监管不力,而且即使被解雇也毫无损失。
精彩解析
书中列举了很多穷人是如何做选择的案例,比如在治病上,穷人选择打抗生素会好得快,不去想这样的后果是产生抗药性。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穷,而是因为无知,穷人受到的教育少,自然无知。他们不去打疫苗,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无知。他们不知道如何做正确的选择,而越不知道正确选择,越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
因为贫穷,穷人缺乏信息,见的世面少,从而在有机会改变命运时却常常会坐失良机。就象没见过金子,把金子摆到他面前时,他不知道金子很值钱。穷人挣的钱都是拿来消费的,永远没有余钱去干别的;而富人的钱除了消费,还会拿来投资,拿来钱生钱。
书中给出的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援助,政府政策上的支持等等。援助确实是一个帮助穷人的方法,援助他们的孩子接受和富人的孩子一样的教育,给他们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一样的机会。这种可能性有吗?突然想到在中国,有那么一段时间,给了穷人改变命运的机会,穷人的孩子通过义务教育,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和孩子的命运。那时候,教育还是公平的。而现在,精英教育以及精英偏见,教育成本的增加,越来越多穷人的孩子,已经无法象我们那时候,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了。
在这个世界,注定了就是有一部分人在上层,有一部分人在下层,注定了这些人要从事不同的工作。就象《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那样,安于自己的位子,当你想突破这个界限的时候,世界将不在美丽。这真的好悲哀。所以,投胎是门技术活,投生到富人家,也许是能想到的最好的穷人改变命运的方法。
下面是一些摘抄,论述的很精彩:
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他们被描述的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高尚、有时鬼祟、有时愤怒、有时顺从、有时无助、有时自强。而实质上,这些对他们的看法无助于帮助那些处于贫穷状态下的普通男女实现希望、消除疑惑、弥补不足、满足愿望、坚定信仰、解决困惑。穷人的出场通常只是作为某种励志剧或悲剧的主人公,或令人钦佩、或惹人怜悯,而不是某种知识的传播者,人们更不会向他们咨询其想法或计划。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很多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无须担心我们的明天是否面临生存问题,而穷人需要担心担心生存问题。
不过,必须清楚的是,即使这些人处于贫穷状态,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我们一样。穷人与我们有相同的欲望和弱点,也并不比我们理性多少——正好相反,恰恰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常常会发现,穷人在作选择时会非常谨慎:为了生存,他们都需要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家。
然而,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依然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已经习以为常,几乎不会在这些方面细细思量。每天微薄的收入对于他们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也会受限——所有东西都要花钱来买。因此他们常常对世界上其他人得到的特定信息一无所知。于是,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很多机构并不是为他们这样的人而建的。大多数穷人都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更不要说给予自动交纳的退休计划了。这就相当于,你在大字不识的情况下,却要根据很多细则做出决定。
这一切都表明,对于穷人来说,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他们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承担更多的义务。然而,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那些小障碍、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却成了尤为突出的问题。此外,贫穷陷阱可能不存在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穷人之所以营养不良,是因为他们主要考虑的不是价格便宜,也不是有无营养价值,而是食物的口味怎么样。手里的钱越少,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特别是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诱惑着他们。
于是,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片失去机遇的土地。穷人往往会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学习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放在突出的位置,在很多人眼里,学到什么比没有入学重要。然而如果学校里学不到任何东西,那么上学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毫无用处。市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私立学校之间缺乏一定的竞争压力,家长们也没有获取足够的指导信息。不过在这些之外,需要注意到教育所特有的一个关键问题,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是有价值的,但对于教育成果的具体期望会歪曲家长们的需求,这种期望包括公立及私立学校的价值、孩子们的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浪费。
在传统就业机会缺失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立业冲动被更多地展现了出来,于是穷人们的事业守护就是买到一份工作:自己的一份小生意,或者是去体制内。特别是对于政府工作的特别强调表面穷人对于稳定的一种向往,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放弃生活里的激动人心。可是,面对“政府办事不养人”的时代,他们这样子,真的能靠得住么。
对于人们来说,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时可能需要具备一种稳定感。至于那些看不到自己未来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的人,他们可能总是不愿继续努力,其生活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一份稳固的收入可以对未来的支出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且也使现在的借款变得更容易、更廉价。这就是为什么一份好工作如此重要。好工作是稳定的、工资可观的工作,它能够赋予人们足够的心理空间,让人们去做中产阶级擅长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
穷人拒绝计划,更讨厌规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效果。他们的首要选择永远都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
穷人往往把钱花费在昂贵的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穷人应对风险的所有方法一般都很昂贵。
……
要想摆脱贫穷并不容易,但只要抱着一种“万事皆有可能”的态度,再加上一点援助(一条信息、一点推动),有时也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另一方面,错位的期望,必要信仰的缺乏,表面上的一些小障碍,都有可能对这一过程造成一定的破坏。把持住正确的杠杆至关重要,但正确的杠杆往往很难找到。而且,单凭一个杠杆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
摆脱贫穷不存在最好的办法。一方面,一个问题的答案,只取决于你所谓的”效果”是怎样的。而另一方面,最好的敌人,往往就是更好。并且,即便我们对待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冷静的认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遇见自己会在哪些方面遭遇挫折。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制度,制度最基本的概念:制度规定了参与的准则。这一概念包括了以往分析中的大部分概念;我们也不能只依靠控制消费和收入,人们虽然对价格很敏感,但对收入却不敏感;我们更不能只依靠政策,如果政策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计划得再周密完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作用。而不幸的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
若想使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要逐步积累、认真思考、细致实验和合理执行,虽然这看上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现实中,这并不是制定政策的常用方式,发展政策的实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场争论,似乎都是以证据的不可依赖性为前提的:能被证明的证据是一种妄想,最多只能是遥远的梦想,或是一种自娱。政策制定者和顽固的顾问更倾向于去继续研究,而不是寻求证据。但是,无论怎么样,这种急促没有任何益处,毫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