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不喜欢故事的女主人公结婚嫁人。记得小时候看《小木屋》系列小说，在最后一集《新婚四年》中，劳拉嫁给了很有男人味的阿曼佐·威尔德，并生下了女儿小玫瑰。尽管书中写到他们遭遇了冰雹袭击、白喉爆发以及其他影响农事的种种不幸，但劳拉结婚并喜获女儿理应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而当时我看着这本书的封面，竭力让自己为她感到高兴时，却怎么也做不到。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幸福的结局，劳拉的一生至此仿佛就结束了。从许多方面来说，确实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的《小木屋》系列版本，前几本的封面都由加思·威廉姆斯（Garth Williams）作图，活泼好动的劳拉居于中心位置，她不是在山坡上嬉闹，就是光着脚丫骑在马上，要不就是在打雪仗。而在《新婚四年》封面上的那个劳拉，脚上穿着结实的鞋子，静静依偎在丈夫的身旁，画面中最生动的人物就是她怀中的宝宝。劳拉的故事到这里就要落幕了——一旦结婚，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绿山墙的安妮》中，安妮·雪莉也是同样的结局。少女时期的安妮会把好朋友黛安娜·巴尼灌醉，会在学习上和吉尔伯特·比雷斯暗暗较劲，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还是一去不复返。作者用三本书的篇幅描写了她的种种叛逆、一次次拒绝别人的求婚，但她最终还是嫁给了吉尔伯特。
《小妇人》中可爱的乔·马奇，虽然没有如人所料嫁给她的好朋友加邻居劳里，但依然没逃脱结婚的老套结局，她最后和那位年长的教授巴尔一起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
还有《简·爱》，这位冰雪聪明又多愁善感的姑娘，她耗尽青春，总算争到了点自由和独立，但生活给她的犒赏又是什么？还不是结婚嫁人。看看她嫁的那位，脾气暴躁，把结发妻子关进阁楼，用尽心机追求简·爱。等到简·爱终于投入他的怀抱时，他已是一个缺了一只手的瞎子。这是一个理应浪漫的爱情故事，却让人备感苍凉。
《小绅士》的续篇《乔的男孩》、《绿山墙的安妮》的续篇《壁炉山庄的安妮》，同样显得苍白无力。女主人公曾经的生活多姿多彩，她们的身边不乏调皮捣蛋的朋友、暗中搞鬼的姐妹，还有总喜欢使坏的表兄妹；她们受过伤，冒过险，生活中充满了希望和激情。曾经，生活的道路是那样的宽广。随着她们结婚生子，接下来的路却越走越窄。生活中渐渐只剩下了两件事——照料乏味的丈夫，抚养几个无趣的孩子；故事的主角也很快要被这些孩子替代。
当然，我的失望，也是因为这些故事的形式过于老套——大凡成长小说都是如此，一旦主人公步入成年，故事便都毫不例外地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这都是一个无法逃遁的事实——对于女性而言，成年意味着结婚嫁人，意味着故事的结束。
婚姻在我看来如同一道隔墙。我所喜欢的那些女主人公在她们曾经的那个世界里自由奔跑，即便不能随意地偏离主道，至少也可以一路奔向前方，她们的身上总有说不完的故事。然而一旦结婚，她们就从此与原来的那个世界隔绝。常常就在她们完成学业，儿时的梦想即将展翅的当口，这些淘气而又可爱的女孩突然间就被生活的琐事包围，变得循规蹈矩，变得不那么美好了。
后来我又从书中得知，莎士比亚的喜剧多以结婚为结局，悲剧则以死亡为结局。莎翁赋予了结婚和死亡同样的叙事效果，两者都有让故事结束的作用。莎翁笔下那些争强好胜、能说会道的女主人公，包括《无事生非》中的碧翠丝，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后便没有了台词。
那么，难道所有有趣的女主人公都要一长大就结婚吗？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而随着我慢慢长大，我逐渐发现女主人公最后没有结婚的故事也不在少数。《柏油孩子》中的吉丁·柴尔兹，她坚决无视传统的性别预期和种族思想，但这使她遭到了周围世界的排斥；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笔下的嘉莉妹妹以色牟利，最后却落得两手空空；《劝导》中的安妮·埃利奥特，27岁仍旧待字闺中，险些就要过上那种经济上无依无靠、情感上没有着落的漂泊生活，幸好温特沃思上校再次出现，她才不至于屈辱地当一辈子老处女。海斯特·白兰（《红字》的女主人公）、郝薇香小姐（《远大前程》中的角色），以及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笔下那个令人讨厌的莉莉·巴特（《欢乐之家》中的角色），也都有相似的经历。
这些都不是鼓舞人心的故事，但它们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终身未婚的女性，不管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还是生活不经意的安排，都注定要被贴上标签遭人唾弃，不然就是守着那件从未穿过的婚礼服，服用过量的镇静剂，惶惶不可终日。故事中的这些人物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正如婚姻是对人的束缚一样，没有婚姻也同样束缚着她们。
这似乎证实了波伏娃关于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观点——我想我最后也将得出和她相同的结论——她认为女性可以分为四类：“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结不了婚而痛苦的”。
